文/蔡雨辰
如果,邱妙津活過了30歲、40歲、50歲,那些嘶吼、失序、蹂躪是不是有機會被緩解和承受?同一個故事是不是能長出枝茂葉密的結局?宿命般先驗的挫折和自棄是不是能少一點?
當陳芳明將《人妻日記》讚譽為「1983年白先勇《孽子》出版以來的重要里程碑。這本日記代表著台灣同志書寫的巨大突破,完全洗去過去那種悲情與叛逆的情緒,反而以一種篤定自信的語氣展現世間戀人的纏綿。」面對文壇先輩的肯定,陳雪卻有另一種溫柔且淡然的理解:「我不會這樣比較。我是個40歲的熟年拉子,熟年時需要處理的問題當然和年少不同,也許年少的問題是認同、找伴、情慾,而熟年的我需要處理的問題已不是這些了。應該是台灣同志文學有寫作上的斷層,而不是誰比較悲情,誰比較開朗。」文學史的問題難以歸諸個人,與其說過去的同志文學憂鬱晦暗,毋寧說,走過九○,我們終於長出一些經驗、資源、能量和語彙去談關係、伴侶、婚姻、成家。九○年代,當邱妙津埋首於日記,鎮日深陷愛情與認同的迷局,二十年後,陳雪其實在同樣的問題裡尋找這個世紀的答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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