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/曾芷筠
11歲時,在一位身為二房、默默生下私生子的母親臥房中,一遍遍細讀《孩子你慢慢來》,揣想著一個能把母親與家庭寫得那樣好的旅德知識份子與台灣女性。12歲,身邊的同學在讀荳蔻出版的愛情小說,我讀《在海德堡墜入情網》和《乾杯吧,托瑪斯曼》。同學問我:「妳在看什麼?」我翻回封面指了指作者的名字,同學說:「喔!沒聽過。」高中時讀《野火集》、讀《百年思索》,爆炸似地發洩著對社會體制的不滿,再埋首書中,卻更清楚地看見對哲學歷史文化的態度,覺得胸腔沸騰、腦袋熱脹,眼前卻一片清明。大學時讀成大,她也曾讀成大,那時她在香港,傳回一篇篇談論星巴克與全球化、天安門母親、振振質疑胡錦濤歷史態度的文章,寫得那樣大開大闔、氣勢十足,使我喜歡,倍感期待,在仍然模糊蒙昧的大學歲月,彷彿抬頭能看見一顆導引的星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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