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/曾芷筠
自從去年底第一次走進華光社區以來,便一直苦惱於要如何書寫這個社區的報導,在每次更深入的了解、與居民學生深談之後,總感到無奈與絕望。
從《破報》過去的記者身上,我學到的是人更先於事件,故事更先於報導,人的真實狀態與需求更先於運動性的論述。我總一再提醒自己:要辯證、更辯證地去看個人與歷史、脈絡、結構的關係,極力禁止在他者身上投射過多浪漫或悲情的想像,不說過易的廉價悲情或狀似溫柔的喃喃自語。遇到華光社區,我徹底不知該如何看待這件事,它太容易引發旁人的悲憫唏噓,也暗藏過度揭露所可能導致的傷害與危險。隨著資本的積累和殘酷無情的驅趕鎮壓,悲慘世界越來越巨大,卻似乎只能越來越扁平,流於不痛不癢的常態。如果悲情的訴求不再有用,我們還能留住什麼?有什麼能夠喚起普遍的共感?以文字為媒介的報導,要如何才能產生影響力?身為記者,我對這些問題沒有答案,社會太大,手太小,連筆也握不牢,只能持續歪斜地寫字。
閱讀全文
沒有留言:
張貼留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