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/蘇盈如
過完年開工回到報社,除了出版社寄來的書,意外收到遲了一個年、慈芳的手製賀卡「新年快樂」。手製是我自己猜的,裡面是幾個工作人員合寫的筆跡,就像有人生日大家會偷偷在桌底下傳卡片寫上祝賀那樣。沒什麼驚心動魄,比較像是共同回憶被提醒起來。被記得這麼久真是令人感激。雖然大部分的受訪者跟過程中幫忙的人我也還是記得,我的名片簿也都記得。
若將台灣社會單純二分有點可笑,但有時不得不面對它的荒謬。比方說所見對於溫情的著墨簡直是某種道德壓力,好像面對灰色地帶的殘忍這個社會就要崩解;另外有一群憤怒轉潑辣,而那個集體性的尖酸似乎於事無補。匱乏中對於生命的禮貌,在此幾乎不復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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